导读：厕所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，是因为改善厕所问题，绝非建设标准化厕所、增加公厕布点那么简单，其背后是与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国家建设能力、与城市空间安排相关的规划能力、城市解决能力等，本质是国家能力的体现，包括财政能力、技术能力、制度设置能力等。

  2015年以来，中国在经过沼气厕所、卫生厕所的两轮厕所革命后，乡村再次开启厕所革命，并将其作为乡村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一环。

  但笔者在基层调研中了解到，关于厕所革命，多地却啧有烦言，甚至成为干群矛盾的冲突焦点。

  截至当前，各地厕所革命已经基本完成，但在多次“回头看”检查过程中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，反复整改、反复“回头看”，国家资源投入多、基层工作所承受的压力大、群众却对改厕效果不甚满意，这些现象如何解释？

  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但对厕所革命的认识，不应该仅仅看作单纯的生活方式、器物变迁，其背后有一套文明话语、现代卫生话语和国家能力提升的多重背景。

  对人类排泄物的处理一直是人类社会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。因此，中国很早便设置厕所，并与自然生产特征相结合，即与猪圈或鱼塘设置在一起，进而让排泄物服务于农业生产；为了方便，中国也早早发明出夜壶等相关器物。而在处理时，如无法用于农业，那直接倾倒排泄物至河里、沟渠等地方，成为中外多国共有之行为。这轻易造成人口聚居区的环境恶化，产生多重连锁反应，如引发流行传染病等。直至西方卫生学发现细菌、病毒，便开始对“卫生”产生极高要求。

  近代以来，随着西方卫生观念的传入、中国国外留学生的回国呼吁、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租界并进行区隔性的卫生系统改造等多种途径，这种观念逐渐为当时的爱国人士、政府所关注，并慢慢的出现了多种卫生改造运动，如蒋介石推动的“新生活运动”、晏阳初的“定县实验”等，并试图以此改变传统卫生观念、约束国民行为，创造“新国民”。

  对各种流行病的控制，是厕所“文明化”的原始动力，但在发展过程中，厕所慢慢的变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。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体之一，在厕所文明上却一直备受诟病，甚至因此形成了西方对中国的落后刻板印象。无论是早期外国人对中国旱厕的认知，还是中国大妈到日本购买马桶热，这些都是文化宣传中中国的厕所落后进而得出国家落后的“国家想象”关联。

  中国政府为改变厕所落后的相关舆论问题及现实问题，在一段时期内，国家为外国人在旅游沿途等建立高档厕所，尽可能的避免让他们感受到“文化冲击”；逐步发展，随着国力增强，国家及各地方政府以民生为导向，在城市中建设卫生的公共厕所，满足群众的现实需求。在此过程中，背负着“文明”意识形态的厕所，成为国家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。

  厕所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，是因为改善厕所问题，绝非建设标准化厕所、增加公厕布点那么简单，其背后是与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国家建设能力、与城市空间安排相关的规划能力、城市解决能力等，本质是国家能力的体现，包括财政能力、技术能力、制度设置能力等。

  在城市中，随着商品房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，卫生厕所以及水冲式厕所逐渐普及。而在乡村，中国多次将改厕作为重要的政府工程推进，尤其在乡村如80、90年代的沼气厕所、2000年初的防血吸虫的卫生厕所。政府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，在各个时期推动厕所的变迁，以防止传染病的大规模发生，并取得了很大的效果，如血吸虫病就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逐渐从一种普遍的流行病到当前几近消失。

  在文明话语体系下，对于标准化的、更卫生的水冲式厕所的执着，推动着2015年再次开启乡村的厕所革命，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污水处理、粪污一体化等建设。

  卫生、舒适的厕所，从古代到近代，一直是阶层分化的象征，这种区隔也延伸到了城市与乡村。厕所的差异是城乡差异的重要一环，因此，推进厕所革命，是乡村振兴、改善民生、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。

  “小康不小康，厕所算一桩”，习不断强调厕所问题的重要性。因此，2015年开始提出、2017年11月发布的《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三年行动方案》，将厕所革命上升到全国层面。中央设置以奖代补工作方案，投入百亿级资金推动全国农村的厕所革命，并要求地方政府配套，大部分地区都是以行政任务的方式推动改厕工作，或者政府直接全包、或者以奖代补覆盖群众出资部分，吸引群众改厕。

  以中部某省为例，基本实现了农村卫生厕所全覆盖，基本达到愿改尽改。通常来说，一户厕所花费在1200元至3000元不等，比如砖砌式三格式化粪池为每户1500元，一体式玻璃钢化粪池每户每个1450元，一体式滚塑化粪池为每户每个1680元，若粪污分流需每户再加300元；如果小三格+污水管网+大三格的样式，户均成本为3000元左右，如果集中居住区直接接入污水管网，实行粪污一体化处理，建设成本需8000元。国家和省级的支持是有限的，大部分资金需要市县乃至镇级配套。

  更为重要的是，真正想要达到与城市一样的厕所条件，实现粪污一体化处理，需要铺设污水管网、建设污水处理站。

  仍以中部某省为例，自2017年至2021年，省级投资317亿元建设859座污水处理厂，新建主支管网总长11280公里，接户215万户，实现乡镇污水处理全覆盖，但这对2143万常住农村人口的体量来讲还远远不足。省里要求农村里的生活污水到2025年达到35%，以行政村为单位，要求60%的行政村，每个行政村有60%的住户有专门的污水处理设备，就算是这个乡镇全覆盖了；而即便如此，大部分县市都远远无法达到这个标准。

  G县在省三年计划中，建设了14个独立污水处理厂，总投资1.3723亿元，污水管网投资2.148亿元，建设长度为2171公里。为做出亮点，超出指标并达到50%，预计投资6.75亿，其中需要贷款5.7亿，进行17个中心集镇向小集镇的延伸工程，将更多农户纳入到集中污水处理网络之中。

  但问题在于：其一，由于污水管网铺设的投入过高，污水处理厂一般只负担集镇及周边的部分村庄；其二，乡村人口外流严重，乡村产生的污水本身较为有限，而大部分乡镇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吨位大，这就导致污水收集体量不足而闲置的现象普遍存在。

  巨大的财力投入背后，不仅是巨额的财政债务，还有基层干部的劳心劳力以及后续运转的大量问题。

  在基层，有一种说法是“书记掉进了厕所里”“村干部趴在厕所上”，五级书记共抓厕所革命。由于早期厕所革命的要求高、力度大、时间短，又涉及到千家万户，基层干部面临上级的指标化考核压力，在2018、19年各地出现了蛮干、硬干现象，并且因改厕工作经验不到位、成本低等原因，出现了一系列质量上的问题，如PE桶下雨漂浮冬天冻裂、水箱质量不行等多种问题，群众不满意，上级验收也很难过关。

  2020年后，各地开始探索各种新的改厕模式，如玻璃钢、塑料或砖砌大三格等，提高单个厕所造价，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解决了质量上的问题，但依然面临上级的反复检查、整改、再检查、再整改的循环，并且如精准扶贫一样，建立“一户一厕”档案。

  在改厕的前期动员上，由于时间紧、指标要求高，干部们只能全天挨家挨户上门。中国大部分乡村空心化严重且以老人为主，而老年人的改厕需求不高，更想要保留传统厕所，但在上级要求下必须要改厕。前期的强力推动就导致了后端的厕污处理问题。部分农民会将粪污处理当作干部的任务，认为“干部坚持让改厕”，基层干部真成了“厕所干部”。

  并且，部分地区因为改厕后蹲便器没有垫高，洗澡水流入厕所没办法实现粪污分流，一种原因是使三格式化粪池没办法实现厌氧发酵，没有办法进行无害化处理；另一方面是厕所容易满，增加了处理粪污的成本。

  在推进改厕工作时，基层干部会将“改了厕所以后子女回来了才愿意待，不然子女都不愿意回来”作为动员老年人改厕的话语，有些老人会为了子女改厕，但仍然保留旱厕，形成了厕所使用的代际差异。

  同时，在《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提升五年行动方案（2021—2025年）》中，要推动农村公共厕所建设，增加农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。城市公共厕所建设是与其城市流动人口需求、城市空间安排相契合的，本身带有极强的公共性。但村庄中的公厕建设，则变成了一种追求文明的形式安排。

  在乡村旅游浪潮下，很多村庄都在地方政府的要求和打造下开发建设乡村旅游，因此配套公共厕所。但大部分乡村旅游点或者人流量少，或者季节性强，公共厕所的使用率极为有限。如在某有乡村旅游的村调研时看到，因为旅游景点是看桃花，公厕便建立在上山的道路边，周边是田，没有住户，日常锁着门。可以说，乡村旅游点周边的公厕带有一点服务性质，那么应上级要求每村建立公厕则真正是一种形式。

  按中部某省的要求，每村建设一座公厕上级补贴3万元。由于设置了考核指标，上级也有资金拨付，每村一公厕基本全覆盖。但问题在于：

  其一，乡村本来人口少，且都有自己家，村委会为了工作方便，一般将公厕建在村委会边上，甚至公厕负责单位并非农业部而是组织部，因为这属于村委会建设的一部分，因此，很少有人需要用公厕；

  其二是公厕建设后的打扫、设施维护、日常运营问题，都是由村里负担，虽然保洁不用额外再请（如北京则需要再请专门的公厕管理员），但水电、维修需要支出，大部分村庄承担不起这些费用，因此将公厕锁上，不使用。

  厕所从器物到文明的转型，伴随着知识霸权。从早期到现在，厕所一直是西方对中国、现代对传统、城市对乡村的改造过程，农村的厕所要和城市的一样干净，要变成冲水的、无菌的厕所。

  中国的厕所革命正如埃里亚斯对文明的进程所言，这是一种在文明话语霸权下因为羞耻、难堪等原因进行的将外部文明强制“内化”为自我强制的过程，处于由外向内的反应阶段，无论早期的点状外宾厕所，还是当前范围涉及全国的乡村厕所革命，其呈现的国家能力强大后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差异，而其背后的逻辑仍然是一致的，是一种文明落后观下对乡村的改造。换言之，对于厕所的重视与关注的背后逻辑，始终没有从外部震动走向内部自觉。

  周星教授在《道在屎溺——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》一书中提到了“文化自觉”，让人很有启发。文化自觉是一种以我为本的状态，去接受本土与国外的文化，周星教授认为当前的厕所革命已经走到了文化自觉的阶段。但如果从前面的调查经验来看，这还远远不到。

  在乡村中，一般家庭都在早期建房时自觉建设了条件很好的厕所，在很多南方地区，各家建的小楼房会安排两三个卫生间，以供家人和客人使用，在改厕和污水管网铺设时既简单、群众的意愿也很大；但对于年纪大的老人来讲，厕所本身没有改的空间，他们也没有改的需求，最后却在指标要求下强制改厕。

  在多次改厕工作“回头看”检查以及暗访工作中，出现的厕所问题，本质上是改厕工作推进过急，群众没有准备好、政府的财力没有准备好，最终或者老百姓因习惯问题主动弃之不用，或者因设施损坏、粪污处理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等问题被动弃之不用。

  我们承认，在全球化过程中文明的差距会慢慢的小，但这并不代表差异会消失，不同的文明、文化都会在了解与反思基础上，形成文化自觉，存有自身的独特性。作为具有千年农耕文化的文明体，中国的乡村就具有这种独特性。

  乡村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，千年前就有的与猪圈一体的厕所，在当前很多山地、丘陵地区农村依然存在并被使用，他们仍然将粪污发酵后去浇菜园，遵循传统的生活方式，并形成内部的自循环；游牧文化地区的固定冲水式厕所同样与其生活方式不符，他们有一套与其生活方式相适配的厕所行为规范。但这种生活方式在现代话语体系下，就成为一种落后的代名词，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。

  我想，无论是部分农民的生活小习惯，还是国家财政能力，都还没有真正走到以文化自觉的方式解决厕所问题的阶段。我们该适当允许老百姓在保证卫生与身体健康的前提下，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空间。